爸爸转过身，确认我抓住了他的毛衣后，便开始蹬自行车。一路上，不管是上陡坡还是急转弯，他都可以轻松地骑过去。我深信，只要抱紧爸爸的后背，他就能带我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尽管我一直乖乖地听爸爸的话，片刻也不曾松开他的毛衣，他却不告而别，独自一人去了远方。爸爸死于晚期胃癌。那是一九六六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五日，在小学毕业典礼当天，山阳新干线的新大阪至冈山线开通了。第二天，年仅十二岁的我在妈妈的目送下，独自一人从挂着各种祝贺条幅的冈山车站坐上了新干线。

新干线与我乘坐过的任何交通工具都不一样。它结实却很冷漠，充斥着各种噪音，就连应该牢牢抓住的合适的把手，我都没有找到。

直到我走上站台，妈妈都还在絮絮叨叨地反复提醒我“不要坐过站呀”“不要弄丢车票”“如果车票丢了，一定要求助乘务员”等等。当我一登上列车，妈妈却失声痛哭起来，比爸爸去世时哭得更厉害，眼泪从快要脱落的假睫毛上断了线似的滴落下来。

自打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边在缝纫厂上班，一边揽些西服裁剪的活儿在家里做，维持生计。但是，在我即将上中学之前，妈妈似乎开始从长远角度出发，重新规划人生了。为了提高裁缝手艺，找个更加稳定的工作，她决定到东京的缝纫专门学校学习一年。我和妈妈商量后决定，妈妈住学校宿舍，我则暂时寄居在芦屋的姨妈家。因为以我们的经济条件，在都市里租不起公寓，所以只好承蒙姨妈的美意了。

但是我并没有妈妈担心的那样感到不安。因为这位姨妈，就是送我那辆婴儿车的人。

那时候，姨夫已经继任饮用水公司的总经理了。他们有两个孩子，表哥十八岁，表妹是个比我小一岁的小学生。表哥刚刚去瑞士的学校留学，现在没有和家人住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德国奶奶也住在一起。就是说，姨夫有一半、表兄妹们有四分之一的西欧血统。

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但由于姨妈家是我家亲戚中最受人瞩目的一家，因此，我对他们总是抱有亲近感，自认为连他们家的琐碎小事也无所不知。既然他们送给我那么漂亮的婴儿车，所以毫无理由地深信：即使没有妈妈的陪伴，新的生活也一定会很顺利。

“该走啦。”

尽管还没到发车时间，妈妈就催我赶紧去自己的座位坐好。我在座席上刚坐下，就看见妈妈在车窗外向我比画着最后的叮嘱“行李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