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相比之下，在这里我可以慢悠悠地花时间做事，无论清洁房间、洗衣服，还是做饭，这使我很开心。我已经可以辨别博士埋头解答新的悬赏问题的时间，也掌握了不干扰他的窍门。我拿专用清漆擦亮餐桌，擦到自己满意为止；我把床垫用碎布头补好；我绞尽脑汁把胡萝卜巧妙地掺进饭菜里让他吃下去。
不过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把握博士的记忆结构。据孀居老太太说，他的记忆终止于1975年，但我不知昨天对他来说是几时，不知他能否预料明天的事，不了解这种不便给他带来的痛苦有多大。
有一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就是无论过去多少天，他依然记不住我的存在。别在他袖口的那张画着脸的便条，只不过告诉他我并非初次见面的人这一事实，无助于帮他回忆起和我共同度过的时间。
出去购物时，我总尽量赶在1小时20分钟之内回来。与他数学家的身份相符合的是，设置在他头脑里的80分钟的计时器比钟表更加精确。当我说声“我出门去了”走出大门，然后在1小时18分钟后回到家，他会说着“呀，你回来啦，辛苦了”来迎接我；然而假如我不小心花了1小时22分，他的第一句话就退回到“你鞋子穿几码”。
我总担心自己无意中说漏嘴。我不是说到一半赶紧闭嘴，比如“今天早上的新闻里出来了，宫泽首相1……”（博士所知道的首相到三木武夫2为止）；就是下意识地讲一整段，比如“在夏季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始之前，买台电视怎么样？”（对他而言最后一届奥运会是慕尼黑奥运会）。说完就后悔。
但表面上，博士并未表露出介意的样子。每当谈话朝着他跟不上的方向发展时，他既不气恼，也不焦躁，只是耐心等待自己能够再一次发表看法的状态的到来。不过，他无意询问我的身世。我干这一行多久了，老家在哪里，有没有家人，这些他统统没问。大概他是怕同一个问题问多了招人嫌吧。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毫无顾虑一谈再谈的，就只有数学方面的话题。从上学那时候起我就讨厌数学，只要一看见课本就打寒噤。但博士教给我的数字知识，自然而然就能进入我的头脑。这倒不是因为身为一名保姆力求对雇主投其所好，而是因为他教授的方法非常高明。单是他在算式面前所发出的惊叹、赞美、眼里同时闪现的光芒，就已经意味深长。
多亏他的记忆是一次性的，我才得以毫不客气地一遍又一遍就同一个问题提问，这也是关键的一点。一般学生听一次就懂的知识点，我需要解释上五回、十回才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