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教我给回教救国协会写一本宣传剧。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因为自己知道《残雾》的未遭惨败完全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说来说去，情不可却，我就拉出宋之的兄来合作。我们俩就写了《国家至上》。在宣传剧中，这是一本成功的东西，它有人物，有情节，有效果，又简单易演。这出戏在重庆演过两次，在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安、桂林、香港，甚至于西康，也都上演过。在重庆上演，由张瑞芳女士担任女主角；回敬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甚至把她唤作“我们的张瑞芳”了！

此剧的成功，当然应归功于宋之的兄，他有写剧的经验，我不过是个“小学生”。可是，我也很得意——不是欣喜剧本的成功，而是觉得抗战文艺能有这么一点成绩，的确可以堵住那些说文艺不应与抗战结合者的嘴，这真应浮之大白！去年，我到大理，一位八十多岁的回教老人，一定要看看《国家至上》的作者，而且求我给他写几个字，留作纪念。回汉一向隔膜，有了这么一出戏，就能发生这样的好感，谁说文艺不应当负起宣传的任务呢？

张自忠将军殉国后，军界的朋友托我写一本《张自忠》。这回，我卖了很大的力气，全体改正过五次。可是，并没能写好。我还是不大明白舞台那个神秘东西。尽管我口中说：“要想着舞台呀，要立体的去思想呀。”可是我的本事还是不够。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而舞台上需要的是“打架”。我能创造性格，而老忘了“打架”。我能把小的穿插写得很动人（还是写小说的办法），而主要的事体却未能整出整入的掀动，冲突。结果呢，小的波痕颇有动荡之致，而主潮倒不能惊心动魄的巨浪接天。

这本剧，改过五次，吴组缃兄给我看过五次。也许是他读了五次，与戏本有了感情吧，他说这是一本好戏。他还有一套议论：“政府所办的剧团，应当不考虑生意经，而去大胆的试演抗战戏。这并不是说，抗战戏就一定赔钱，不抗战戏就一定赚钱；而是说，抗战戏若赔了钱，那些主张宣传与文艺分家的人便振振有辞，特别有劲地来破坏抗战文艺，而剧团乃加倍小心，硬演《茶花女》，也不消精忠报国的英雄！”好，我就把他的话不参加意见放在这里。

《面子问题》还是吃了不管舞台的亏，虽然改正过三次，而且是依着有舞台经验的朋友们的意见修改的，可是还未作到“有戏”的地步。我自己觉得它的对话很可爱，可是事情太简单，动作很少，那些好的对话绝不够支持起一本戏的。偶若放在一个小舞台上，演员们从容的说，听众们细细的听，也许还相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