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登出文章，说《文星》再度停刊的消息传至文化界后，文化界人士几乎同表惋惜之意。又说《文星》发行人提到了《文星》停刊的一些因素，他特别强调“知识青年的品位已普遍变质，整个社会的走向，与我们一向所怀抱的理想，好像距离愈来愈远。这些才是像《文星》这样一份杂志，难以继续的真正原因”。《中央日报》肯定了这一原因，因而备致惋惜之意。我看了，却不禁好笑。

《文星》发行人所说的“社会的走向”“知识青年的品位”等现象，固然有之，但这不是《文星》办不下去的真正原因。因为这些现象毫不稀奇，并且早就存在。当年《文星》在李敖主持下的奋战目标之一，岂不就是矫正这些走向和品位吗？如今杂志办不下去，反倒回过头来，倒果为因，这是一种瞒天过海的自解而已。

这次《文星》停刊的真正原因，根本上，不是别人的“变质”，也不是别人同它“一向所怀抱的理想，好像距离愈来愈远”，而是它自己的“变质”，自己背弃了原来所怀抱的理想，“距离愈来愈远”了。

《文星》当年在李敖主持下，造成在杂志界龙盘虎踞四年的奇迹。这四年的奇迹，对群众的影响是深远的。梭罗（Henry D．Thoreau）说：“有多少人是因为读了一本书才开始他的新生命。”《文星》当年带给群众的，果真做到了这一点。正因为当年《文星》有这样大的魔力，正因为它有魔力推动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并勇于表达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以致为官方所忌恨。最后，《文星》一条龙和了牌，还由李敖大写《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杠上开花，直指国民党党中央的当口，致使国民党查封了它。时维1965年12月，《文星》死矣！

《文星》死后二十一年，萧孟能突然以蓦然回首的心态，把它复刊。我当时表示：记得1905年11月，革命党们在东京办《民报》，出到二十四期后，被日本政府查封。1910年，又出版了表面上在巴黎发行的第二十五期、第二十六期，引起原来《民报》的大功臣章太炎的不满，公开指斥复刊后的《民报》为“伪民报”。如今《文星》杂志复刊，我不忍视它为“伪文星”。但它若背弃李敖树立的精神，纵使要真，恐怕也很费手脚吧？

我的话言犹在耳，不过两年，复刊后的《文星》却高速“变质”，把它当年“一向所怀抱的理想”置诸脑后。当年是前进的，如今后退；当年是勇迈的，如今畏缩；当年是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