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后，高祖武德四年、太宗贞观十六年，都曾下诏检括户口。
高宗、武则天以后，土地兼并发展，农民土地日益减少，无力负担赋税徭役，被迫弃家离乡。
特别是武则天晚年，赋役繁重，迫使大量农民逃亡，出现了“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形势。
鉴于如此严峻的局面，武则天遣十道使括天下逃户。
这些都是小打小闹。
唐代最大的一次括户，是唐玄宗时期完成的。
开元初年，农民逃亡的情况继续发展，他们有的逃入山林或到他乡开垦土地耕种，有的逃入城市充当雇佣。
更多的，则成为地主隐匿的佃客和佣保，甚至在逃亡队伍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地主。
以及制造伪勋和充当色役以逃避徭役。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赋收入，扩大徭役、兵役的来源，开元九年，宇文融建议检查色役伪滥，搜括逃户。
第一次方案不算是太成功，唐政府下令，州县逃户限百日内自首，并令宇文融充使推勾。
由于逃亡农民只有准令式合附者，才能“所在附籍”，其余的一律要“牒还故乡”，因此受到农民的抵制。
于是开元十二年，玄宗在《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中，明确改变了方案：“先是逋逃，并容自首。如能服勤垄亩，肆力耕耘，所在闲田，劝其开垦。”
允许农民在所在地附籍，不再提牒还故乡。
还是宇文融提举此事，并奏置劝农判官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往全国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同时，对新附客户免除六年的租调徭役，只收轻税。
这次检括大获成功，仅三年时间，唐政府扩出了八十多万户的编民，数百万人口，增加了四百多万贯的朝廷税收，直接推动了开元盛世的到来。
而几次扩户成功与不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六年的“轻税”刺激，以及“窄户”变“宽户”的诱惑。
而大宋发展到了今天，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比如河北，屡经灾伤，于是便有滑吏报亡失隐匿流民，侵吞赋税。
苏油和韩纯彦研究河北问题的时候，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河北自熙宁年间开始恢复以来，耕作土地几乎翻了一番，而人口却依旧没有一丁点的增长。
于是苏油上书赵顼，陛下了不得了也！河北人民全都奢侈地用上了牛耕，取代了人力，获得了翻倍的生产效率，解决了土地增长而人口增长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