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纲略，仲父恐怕已早有筹谋，甯戚不敢忝言，只从一些末技来谈吧。”甯戚本有统筹全局的宏论，却怕时间仓促，难以细谈，而且他要用一些时务实用之学，来回答管仲的“考核”。
“甯戚一入齐国，就听闻百姓交口称赞仲父的新政，尤其是不侵夺农时，改公田为赋租，实在是安国富民之策，这些想必已在仲父意料之中。只需区区数年，齐国将粟米满仓，民众繁衍。但粟虽为固国之本，但还不足以使民众安居乐业。”甯戚稍微停一下，再说：“百年之前，农夫使用的农具是木、石所制的耒、耜之类。农夫一户只能耕种百亩（约合今30亩），亩收四斛。后为铸铁发明，价廉物美，用于农具后，农夫一户可耕种两百亩（约合今60亩），亩收十斛。人口繁殖后，自然又有了余力开垦荒地。今仲父新政，更使农夫不遗余力，外民迁入。可数十年后，齐国已无可开垦之地，民多地狭，岂非乱之源？仲父不可不虑。”
“哦？请先生畅言。”管仲仔细聆听着。
“此时应奖励农夫不离乡土，谋求副业。近海之滨的蓬莱一带，渔获丰盛，使民入海捕鱼而向国库纳海租。而在营邱之带，夏秋高热少雨，可煮海为盐。故近海之男，可为鱼盐之业，内陆之处，应使之育养六畜。我观齐国六畜之种，不如关中、河北之带的肥壮。可遣商贾前往引入种群，逐步改良。”
原来甯戚的观点是在农业之外，另开辟副业生产。
管仲发现甯戚在经济方面很有见地，有心向齐桓公举荐，于是问起甯戚的身世。甯戚苦笑一下说：“先祖亦曾位列大夫，然国破之后，人为藏获（即战俘奴隶），没入卫国野鄙，世为庶民。先父在日，家道尚为小康，亲授圣王治道。后变卖家产，作为旅资，命甯戚行游各地，留意山川形势，民生风俗，期待日后为明主所用，光复家声。前年甯戚远游回家，方知先父已经贫困病逝，家徒四壁，栖皇孤独。后闻齐国礼贤下士，今日得见仲父，可见此言不虚。”
试问天下千百年来，多少君子贤才，有大智慧而无小机运，徒然埋没乡间，而身在高位，识见不能谋其政者，则误国误民。甯戚出身贫贱而志存高远，比照自己曾为桎梏之囚，管仲感同身受，更能体会个中滋味，于是修书一封，让他去找齐桓公。
次日一早，甯戚依旧穿着短褐单衣，驾着牛车，怀揣管仲的荐书直入齐都临淄。他边走边想：自己出身低微，虽获管仲赏识，却不知齐桓公是个怎样之人，若以荐书入禀，即使能获官职，他日岂不被人讥讽攀援富贵？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