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蔡京投靠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命他研究张方平的《金融论》，并且还要沉心研究国朝税制，还必须写出像样的论文来。

关于经济、金融和税收，一直是两人信件来往当中的重要话题，数十年间从未中断过。

因此这个时空的蔡京，从《宝泉引缀》摆上赵顼案头那一天起，就已经成了毫无争议的国家宏观经济专家。

大宋的税收主要是国税，名义上，基本都是国税，国家财富集中于京城，所谓“天下贡赋输汴京”。

地方有需求，就要打报告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能截留一部分。

这种抽干水的体制，虽然保证了中央政权的安稳，但是却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严重受限。

而国家的水最终还是来自于地方，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

地方经济发展不起来，水越来越少，最后造成的依旧是国家的大衰弊，想抽水，结果连井都干了。

还有一个痛点，就是苦于地方用度不足，地方官们就开始有针对性地设计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然后将之加到治下老百姓的头上。

如果将玉黍和土豆两种高产作物纳入农税税源，无疑就拓宽了地方增加税收的空间，蔡京认为时机已然成熟，可以将自己和司徒讨论过很多年的税制改革提上日程了。

国地分离。

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将商税收归国有，农税分作两部分，按照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合理分配。

农税空间打开后，这个方案就能够刺激地方建设粮食加工厂，鼓励农户种植高产农作物，之后农税会大增，地方将从中获得更多的截留，短期内让地方官们感觉到“滋润”。

因为在增长期，因此中央也不会因农税分流，而带来太大的农税下降。

这就相当于将高产作物带来的农税增长这部分，留给了地方。

不过要以商税作为交换。

大宋大多数地方都还是以农为主，这其实是用商业的长期远期利益，与农业的近期利益来了个交换。

再发展十年，工商的税收会远远超过农税，地方官们才能够发现自己治下的“优良资产”，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被朝廷“骗走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可是又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呢？或者说就算有，三年一转的地方官，谁又能拒绝能够立马就到手的利益呢？

当然，每年的海外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也给了蔡京这样的底气。

如果这项改革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