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珽，而是在一些问题上本身就欠缺足够的认知。就比如高澄遇刺那样的高层机密事件，祖珽乃是为数不多的知情人，但其他人甚至就连高澄的儿子都是要事后等通知，讲到北齐高层人事所存在的弊病，更是无从讲起。
很多事情，本身并不能深入的了解，但在谈论问题的时候却又避不开，那就只能将之进行标签化，然后再措辞激烈的进行褒扬或诋毁，用一种比较狂热的态度去代替对事情本身的考证。他都已经这麽急了，事情必然是真的，这是很多看客比较普遍的心理。
祖珽固然可以凭着自身的经历见闻去从容议论臧否北齐上层人事弊病，但其他沉沦下僚或者乾脆隐居不仕之人却没有这样的便利。
而今祖珽一篇范文摆在面前，并且已经着重点明了主昏臣佞是齐氏大弊，众人除非能够提出更加强有力的观点，否则也就只能在祖珽文章的窠臼中进行论述。但是在论据本身未足充分的情况下，想要在祖珽文章基础上有所超越，那就只能用更加激烈和极端的态度与措辞。
在这种思路之下，一众河北时流的相关文章也都陆续出炉。河北向来才流济济，经史文学俱有可观，关中政权在南下攻灭江陵之前远难与之相提并论。而今当一众才士都围绕着一个命题进行探讨撰文的时候，一时间也都名篇频出。
诸如同样才名极盛的李德林便专门着文写了一番北齐的吏治与酷吏问题，以崔暹为代表的东魏北齐酷吏们自诩清正丶执法严猛，实则本身却并不能左右上意丶裁断公允，于是每有察治鲜卑勋贵时，众勋贵往往得到宽纵豁免，察治汉臣的时候则就吹毛求疵，使人战战兢兢，为求自保不得不趋炎附势。
这篇文章说的多多少少有欠公允，东魏北齐任用酷吏以制裁朝士，主要原因自然还在于高欢父子们的双标。李德林此文却将责任归咎于崔暹等执法官，认为他们如果不能左右上意那就不该那样执法严猛，从而沦为打压异己的工具。
但这一番看法却获得了高仲密和司马消难的认同支持，要不就说这两人可谓难兄难弟，高仲密西投便有很大原因是与崔暹之间的矛盾而遭到崔暹的针对，司马消难同样也是遭受时任御史中丞的毕义云所逼辱威吓，所以最终才决定西投。
归根到底，还是东魏北齐的监察权任性滥用，故而对于吏治的纠正改善效果不佳，但是对于排除异己却效果出众，东西之间几次大事件都是由此所引发。
「崔暹确是河北大佞，若非此徒不能审时度势，将我逼逐他方，若使我仍留于河北，晋阳一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