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应募者们却被带到东京都和崎玉县交界处的工地。居住环境简陋，如同预制板搭的临时营房，室外下雨，屋内打伞；十个人挤在十二张席舖大小的地方，简直就是“窝棚”。

工作是清理建筑工地和挖坑。合同规定日薪五千元，可每周只三天有活干。一旦没有活，照样要交付伙食费和其他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工地里还有“赊帐”的名堂，从伙食费、洗澡费、行李费到买肥皂、毛巾、手纸之类日用品的钱，统统由日薪中扣除，价格比市价高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更苛刻的是，工头们巧立“关照费”的名目，从工人的日薪中揩十分之一的油。这样，钱到了工人的手里就剩不了几个了。就是这点钱也攒不住，倘若接连几天没活干，还得靠借支度日。

尽管条件恶劣，他们还是含苦茹辛地干了两个月。他们知道，不景气的凄风愈刮愈烈，即便离开此地，也揽不到活计可干。合同没有兑现，苦楚也无处诉说；看工地的气氛，一旦失言，还不知道要闯出什么大祸。工棚管理员就是个流氓。

三人节衣缩食，总算从贫困的生活中挤出四、五万元，先后汇给家里。干了两个月，手头只剩下四万块钱。

他们躲过工头的监视，商议对策。

“咱们赶紧走吧！”

“嗯，再干下去，也剩不下钱。”

“万一得了病，就鸡飞蛋打啦！”

虽然还没干到合同规定日期的五分之一，但没病没灾就算万幸。因为恶劣的伙食、非人的环境，已经把他们的体力消耗殆尽。

他们从板着鉄青面孔的管理员的眼皮下溜出来，逃离了工地。

中途没活干，自然不会得到还乡旅费。不过，总可以让家人看看怀中的四万块钱和平安归来的人啊！

逃到上野车站，他们被搁住了。国营铁路工人罢工，所有列车都停止运行。本来，在工棚看电视时，就已经知道罢工的事情。

他们乐观地以为罢工不会持久，白白指望明天就会发车。三人在车站附近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说是小客栈，饭费在外，一天的宿费就三千元。即便勒紧腰带，一天只喝两顿汤面，也得三千五百元，上街一趟，杂七杂八的开销又是不少。

罢工持续很久，国营铁路部门和政府都为自己开脱、巧辩，受害的是夹在两者间的平民，是和他们三个人同样贫困的老百姓。

血汗钱越来越少。钱已经花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们曾想到，没有火车，可以坐汽车走。不过，长途汽车只跑一半的路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