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巨大的黑猩猩将它那大黑爪放在我的脸上，试图把爪子推到我的脖子后。我将它的爪子推了回去。在相持中，我总是输家。接着我意识到，它是想阻止我睁眼。

我还是决定要睁开眼睛。其他人都这么做，我为什么不呢？我使尽全身力气，缓缓地直起背，活动活动大腿和膝盖，把手臂当绳子一样甩了甩，然后睁开我那巨沉无比的眼皮。

我望着天花板，平躺在地板上，我的职业时不时地会将我置于这样的姿势。我转了转脑袋，肺部僵硬，嘴里发干。这房间正是拉加迪医生的接诊室。同样的椅子，同样的桌子，同样的墙壁和窗户。周围悬浮着一种紧闭式的寂静。

我半蹲着站起来，手撑在地上，甩了甩脑袋。我的头进入水平螺旋状态，大约螺旋下降了五千英尺后，我放慢速度，慢慢停了下来。我眨了眨眼。同样的椅子，同样的桌子，同样的墙壁。只是不见了拉加迪医生。

我舔湿了嘴唇，发出不会吸引人注意的含糊声音。我站了起来，如同一个托钵僧一般晕头转向，又像一台破旧的洗衣机一样虚弱无力，缩着身子，仿佛一只獾，又像山雀一般腼腆，跟一个装着条义肢的芭蕾舞舞者一样成功无望。

我摸索着来到桌子后面，一屁股陷进拉加迪的椅子里，双手在他的器皿中颤颤巍巍地寻找一瓶貌似解药的东西。没有结果。我又站起身。我就像一头死去的大象，难以站稳。我跌跌撞撞地在药柜中翻找，找到一个闪闪发光的白色搪瓷杯，里面装着别人迫切需要的东西。最终，感觉似乎是在一个筑路工队里混了四年时间一样，我的小手抓了大约六盎司的酒精。我拧开瓶盖，闻了闻。是酒精，正如标签上所写的。我现在只需要一个玻璃杯和一点水。一个好人应该能够找到这些。我穿过门，来到检查室。空气中仍然飘着熟透了的桃子的香味。我撞开门口的双层门，穿过其中，停下来仔细看看眼前的一切。

当时，我很清楚，那台阶是通向下方走廊的。我精疲力竭地靠在墙上，侧耳倾听。

一阵缓慢、拖沓的脚步声，每一步之间都有一阵停顿。起初，脚步声还偷偷摸摸的。接着，它们似乎非常疲劳。这是一个正试图走向他最后一把扶椅的老人。我们俩都是如此。于是，我莫名地想到了远在堪萨斯曼哈顿的门廊上的奥法梅父亲，他手里拿着冷冰冰的烟斗，静静走向他的安乐椅，然后坐下，视线越过门前的草坪，节约地吸上一口烟斗——无需火柴和烟草，也不会弄脏客厅的地毯。我为他摆好椅子。在门廊尽头的阴影中，九重葛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