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走廊长度，还专门确认了食堂入口的位置。她的手指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电灯开关、落满尘埃的画框、门框合页、窗帘和窗帘扣、门把手上的划痕、翘起的壁纸。她把我们早已忘到脑后的东西一个个拾起，用手掌温热、抚摸，宛如彩虹女神的替身，关爱着这个地方。

真正爱着爱丽丝旅馆的，只有她一个。

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感激过妈妈为我盘发。

那天，我和翻译家约好一起吃午餐。预约的是一家我从未去过的、镇上最高级的餐厅。

托妈妈的福，我不必担心自己的发型。其实还想绑一个蝴蝶结来着，但是肯定会被妈妈怀疑的。毕竟我是去见那个“老太太”，没必要打扮得那么漂亮，终于也就没有说出口。

我挑了一身黄色的小碎花连衣裙。虽然早已过时，但也没办法，谁让我只有这么一件能见客的衣服。廉价的手包幼稚得不行，草帽也早已掉色。只有鞋子是真皮的——那是某个客人落在旅馆里的，她填在住宿登记本里的地址是假的，联系不上，妈妈就让我穿了——除了有点挤脚以外，没什么可挑剔的。

我悄悄打开妈妈的梳妆台，梳妆台里散落着四五支用了一半的口红。每支的颜色都很艳，但是浅浅抹一层应该没问题，于是我拿出一支。口红前端已经凹了进去，留有妈妈的唇印。我尝试着把自己的嘴挨到上面，闻到了一股神秘的气味，不由得心跳加速。那个大婶，她偷东西的时候是否也像我现在一样呢？

我认认真真地涂了口红。一眨眼的工夫，嘴唇就矗立在脸上，散发着低俗的光泽。我赶紧用纸巾擦了擦，结果抹到了嘴唇外，更难看了。

我提心吊胆，害怕妈妈突然进来，约定的时间也快到了，必须更加努力埋头作业。我觉得把自己的嘴唇装饰得明艳动人是翻译家最渴望看到的，不能让他失望。他想碰我一下都那么畏首畏尾，如果我不能让他满意，他该有多么哀怨啊。光是想想就可怕。

口红总算抹好了。我穿上丝袜，戴上草帽，再次确认连衣裙的拉链是否拉好。有一个人和自己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去往同一个地点，这一微小的事实足以令我欣喜。

我向正在打扫三楼客房的妈妈和大婶说了再见，就穿过中庭，出了后门，朝着中央广场的花朵时钟跑去。

“我的信每次都能顺利地交到你手上吗？”

翻译家问。

“嗯，不用担心。”

我回答。

“我就怕你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