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二分法”的利落，实在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抒发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

不过，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就以上面举的正史为例，一个阅历较多的人，翻开了《宋史》一读，就不难发现，《奸臣传》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这种错误，岂不叫人很苦恼吗？这种苦恼，在正史以外，同样可从小说中找到例子。看过克林（Alexander Klein）名作《伪叛国者》（The Counterfeit Traitor）的人，我想都会油然而生“忠未易明，奸未易察”的感觉。这些例子，都说明一项事实，就是阅历可以使我们练习对忠奸等真相，慢慢采取审慎一点的验证方法。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擅用“二分法”来定人功罪，我们也不能随便采用“这是好人”“那是坏人”的小学生式思想方法。

在忠奸问题底下，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盗得大名，也不知有多少人横被恶名了。如法国的“德雷夫斯事件”（The Dreyfus Affair）。德雷夫斯于1894年被诬卖国，被判无期徒刑。幸赖文豪左拉写《我控诉》（J’accuse）等文，为他洗刷，于1906年才得免罪。然而直到1930年“斯威兹可本文件”（Schwartzkoppen’s papers）公布，德雷夫斯的清白才完全澄清，可是时间已在沉冤三十六年之后。又如中国宋朝的“岳飞事件”，男主角却没有这位法国将军的好运气。岳飞生前冤死狱中，死后拖了七十年，才算“还我清白”完毕。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吁天辩诬通叙》里，曾有一段话说：

独以先臣受暧昧不根之谤，于今几七十载。虽忠义之心